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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 最后的华尔兹(2/5)

论坛上，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，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，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
在社交派对中，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；又假设欧美视角，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。

每次，我做报告，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，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，我用文化视角，用文化判断，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。

我是生动的，独见的，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，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，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。

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，我从中国人，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，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。

应该说，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。

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。

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，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。

2

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，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。

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，“就在那一瞬间，你就在我身边”，这句歌词我很喜欢，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，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，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，又某一刻！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，某一刻突然降临，毫无预见；某一刻又款款而来，如同冥冥。

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，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已经位居央企中层，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“正厅级干部”。

我风华正茂，英气勃发，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。

同时，我渴望的高雅爱情、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。

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。

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，叫作文艺范儿。

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，对音乐痴迷的人，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，不工作，不操心未来，只沉湎于“音乐响起来，我心在澎湃”的那一刻。

他有一个朋友圈子，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，围绕音乐的派对。

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，也都不固定。

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，大家就围绕他，时不时聚会一下，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。

这个圈子很有意思，不断有新人加进来，朋友带朋友，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。

后来我知道，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，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，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，大家的音乐，大家的爱情，大家的纠纷，大家的婚姻，大家的，哈哈，埋单什么的，真是个好人啊。

那哥们儿去世很早，核心没了，这个圈子也就没了，真的很可惜。

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，有很多有意思的人。

如果他活着，我不知道这样的人，会不会不能免俗，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，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？恐怕是的。

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，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。

有时候我甚至想，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，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。

所以，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，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，这一类话题时，我会提及这个人。

他们会竖起耳朵听。

有一次，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，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，写个小说吧，我们来做个电影吧，这很有意思啊。

是的，有意思啊。

但是，这哥们儿对我来说，意义更不同寻常，因为，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，通过音乐派对，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。

应该说，郝宁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场，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。

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欢。

郝宁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抽烟，并没有上场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她，注意到这个抽烟的沉静女孩。

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是，我感觉到一束光从她坐的角落闪现出来，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，那就是她的目光吧，一种异样的目光。

后来我走过去，自我介绍，邀请她跳一曲。

她就笑眯眯地站起来，跟我跳了一曲《多瑙河之波》。

跳舞的时候，她告诉我，她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华尔兹，她更喜欢波士顿慢华尔兹，激情隐逸在舒缓、优雅之中，有一种持久的张力。

她说她和朋友们把《蓝色多瑙河》舞曲，进行改编，搞出了快、中、慢三个节奏的舞曲，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节奏，各取所需啊。

这支曲子完成之后，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自录的光皮盒带，告诉我，她其实是拿老上海的歌曲当舞曲的。

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，专门在香港翻录了两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，带着卡带和小型录放机，随时欣赏。

她告诉我，她还特意去拜访过白虹，如今，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光华四射的巨星，黯然隐居在北京的老苏州胡同里。

她把卡带放进收录机，播放白虹的《春之舞曲》，然后独自上场，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。

大家看呆了，那种感觉，那种效果，你可以想象，它的独到，她的独特。

那天晚上，她还和几个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苏联歌曲《列宁山》，她拉的手风琴。

她演奏的时候，十分投入，闭着眼睛，微微地昂着头，一缕黑发在额头上荡来荡去。

从舞场下来，我提出送她回家，她说好啊。

走到门外，才发现有一辆京G牌照的奔驰车在那里等她。

我马上明白，她是高干子女。

在她的热情邀请下，我只好上了她的车。

车上，我跟她开玩笑说，本来想追求你的，一看这车，就没有勇气了。

她抿着嘴矜持地笑了一下，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演奏《列宁山》吗？我说，当然是因为喜欢苏联歌曲啊。

她说，这个回答可有些平庸哦。

演奏这个，是因为我们今晚应该有一个共同话题，比如，列宁。

然后，她就不再说下去了。

我很着急，我说，可是可是，关列宁什么事啊，我关列宁什么事啊。

她还是不吭声，抿嘴笑笑。

临下车时，她说，大卫杜夫香水与列宁有渊源，列宁曾多年使用，现在这个香水又开始进入中国，这是一个亲近社会主义的西方香水品牌。

我目瞪口呆，因为，我的确使用大卫杜夫品牌的香水。

而这款香水进入中国，与我在美国时认识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关系。

他问我何时中国男人会用香水，我说，现在，马上，您可以进入中国，中国正在发生巨变，像我这样洒香水的男人会越来越多。

我没有想到，郝宁竟然如此有心，如此用心。

她聪明的“发现”与精致的“设计”，让人与人之间，出现了许多“机缘巧合”。

郝宁身材苗条而脸蛋浑圆，嘴角线条清晰，具有东方女性典型的美。

她彻底征服了我。

我开始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

可是，她漫不经心，跟我若即若离。

她真的是那种很聪慧很矜持的女人，毕竟是大家闺秀，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。

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感情进展，我都无法控制。

我只能单向拼命释放我的爱慕。

从认识她的第一个夜晚，我似乎就感觉到她对我的好感和用心，似乎感觉爱情已经咫尺之遥，可就是那么一点距离，我用了整整两年挺进，何其艰难啊。

我在两年里，调动了全部的艺术细胞，向她看齐，试图与她并肩。

事实上，郝宁的聪明超出我的预料，她在经济和艺术两个领域，都称得上是专家。

她通读过大量经济学著作，对投融资行业了如指掌；她会作曲，写诗，会熟练操作四五种乐器。

她更是一位生活家，对食物、时尚、奢侈品品牌等如数家珍的生活家。

她是那么才华横溢，光彩照人。

我两年里给她写了将近两百封情书，简直无法想象那种近乎疯狂的动力，为她源源不断地喷薄着。

每一次约会，我都要带着一封情书去。

回来后，我会陷入一种新的抒发欲望，再次拿起笔来。

我的前妻，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女人，魔力，这个词不同魅力，你是文学家，一定会体会到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差异。

那么，什么是魅力呢？我之所以比较这两个词，就是为了说一说我的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对她昵称安娜。

我不说她的名字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是吧，媒体报道过不少，她是一位著名的影视明星啊。

关于我们的八卦能少吗？一个是“贪腐高官”，一个是“大红明星”，多有猛料啊，太对那些记者的胃口了吧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不怪你来找我，选择我访问，恐怕不光是因为我级别高，属于老虎级的，在“老虎”里面，我算是轻量级的，哈，但是有风流韵事啊，你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，呵呵。

我今天答应见你了，愿意跟你谈这些，本身就说明，我能够坦然对待自己的过去，自己的人生，是非成败转头空嘛，三国弹词开篇不有这一句吗，最终都是樯橹灰飞烟灭啊老弟。

所以，人最好坦然，不要遮掩自己的过去，更准确地说，不要遮掩自己的灵魂。

说我跟安娜的这段往事，首先要申明，绝对不是有些人八卦的那样，我通过一部电视剧看中了她，然后打电话给某导演，然后开始了物质轰炸，直到把她轰晕，倒在我的怀中。

你来之前，肯定也研究过我的案情，我相信你研究的是权威的官方材料，而不是民间小报。

我有那么下作、那么低级吗，一味奔着人家的肉体而来？再说，我的涉案数额就那么多，最后认定的也就一两百万，即便那些钱全部给她，能买她这个级别的明星跟随我几年？人家的片酬和出场费早就超过了这个数，凭什么跟我就那么贱？ 安娜在我生命中的出现，在我情感世界里的出现，可以说，也是突然的，意外的。

跟郝宁的出现一样突然，一样意外，一样充满了机缘巧合。

那是199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，我的一个大客户何先生，急匆匆地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能在第二天下午出席他组织的一个慈善活动，并在晚上的招待酒会上讲话。

何先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投资大佬，每年组织此类活动，意在与内地金融、商业、投资、传媒界的大佬们聚会，并借此整合资源，挖掘机会，顺便也传达一下爱心。

何先生在电话里恳切地邀请我，说虽然活动嘉宾中大佬云集，明星斗艳，但真正有分量的还是我这样的政商两跨的首长。

我如果肯光临指导，活动的档次会高出很多。

企业家，画家，导演，影视歌舞界明星，他们真正在乎的，还是在晚会上遇到像您这样的首长，国家未来的经济掌舵者。

当年，46岁的我已经掌管一家中字头金融集团，位居正部级已经5年多。

人们根据我的年龄，位置，实力，资历，无不判断，不久的将来，我必定会进入国务院，未来的中国，需要我这种专业的高层领导。

我自己也觉得，在这方面几乎无人可以与我攀比！我相信何先生的话虽然出自一份热情，一份抬爱，但并非空穴来风，毫无依据啊。

那一年，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的第二年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准时出现在活动大厅。

我知道大家等我这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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